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平息这场风波本属于中国内政，但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攻击和制裁。一些西方国家不顾事实，不顾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并对中国进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在世界上掀起反华浪潮。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逐步打破西方制裁，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一、平息风波，引发制裁
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中国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了其进一步蔓延，国内政治危机解除。然而，这却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攻。他们以保护所谓“人权”为借口，无理指责我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的正确措施，联合对我国实施经济制裁。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局势进行指责，并宣布采取暂停中美政府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等五项制裁措施。随后，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美国国务卿贝克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建议“准许”所有旅居美国的中国公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美国国务院责成驻中国使馆和总领事馆放宽对去美国的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美国国防部要求格鲁曼飞机公司驱逐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中断了中美双方签署的一项改良中国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等等。6月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又宣布了布什采取的新的制裁措施，包括暂停同中国一切高级政府官员互访、美国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6月29日和7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肆意歪曲中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毫无根据地污蔑和攻击中国政府，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的制裁措施。7月14日至16日，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美国政府又策划会议发表政治宣言，宣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取消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至此，对华制裁达到高潮。
除了美国之外，先后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欧共体国家宣布禁止对华销售武器，推迟新的官方出口信贷和经济开发项目。日本政府停止了两国之间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推迟原定于秋季开始的第三批日元贷款谈判。另外，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行动。世界银行停止了向中国提供7.8亿美元的贷款，关贸总协定表示该组织已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加入的讨论。
经济制裁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关闭，来华外国投资减少75%。据对外经济贸易部1989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经济制裁以来，约有100亿美元的贷款被搁置。资金的不足，导致相关建设项目进展受阻。同时，由于海外订单的大幅取消，中国国内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显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8年的11%下降为1989年的3.9%；进出口增长率由1988年的38%下降为1989年的8.6%，1990年为3.3%；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从1988年的13.1%下降到1989年的6.2%，1990年为2.8%。[ 上述数据转引自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外交工作遭遇严峻挑战，中国面临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危险。
二、统一认识，明确对策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具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后盾。6月16日，在同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3页。] 7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会谈前，邓小平对李鹏等明确表示：“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4页。]他还举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例子，说那个时候，我们处于绝对劣势，没有制空权，但我们没有怕过，最终取得了胜利。9月4日，邓小平再次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明确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还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19—320页。]这些谈话成为当时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使得中国外交在困难时期顶住压力，打破和分化了西方制裁。
为统一认识，明确对策，7月6日至12日，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在分析了这场动乱和暴乱发生的国际背景后，江泽民指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但对国际间复杂的政治斗争，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处理对外关系，既要讲经济，又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又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这是外交工作中的‘两点论’，也符合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人民日报》1989年7月13日。]。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应对制裁的总体方针，即“坚持原则，政策不变，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三、寻找突破，与日和解
打破制裁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首先要选准突破口。驻外使节会议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是西方国家成员但也是亚洲成员，信仰西方价值观但又受东方传统道德影响，且历史上对中国有欠账，不愿在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上向中方施压。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近邻，长期与中方对抗对日本有害无利。因此，会议明确提出最有可能较早地取消制裁的国家当属日本。[ 参见杨振亚：《推动日本带头打破西方对我国制裁的一些体会》，《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当会议明确了这一政策后，从中央领导到驻日使馆，利用各种渠道，多方做工作，极力推动中日关系尽快好转。不久，陷于困境的中日关系就开始出现松动。
在中方力促下，1989年9月17日至19日，日本著名政治家、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团访华。伊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把他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人民日报》1988年4月20日。]。18日，江泽民与伊东进行会谈。他表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19日，邓小平会见了伊东一行。针对不久前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邓小平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他告诉日本客人，中国方面注意到日本在会议上的态度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关于制裁问题，邓小平说，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0页。]
当天返回日本后，伊东正义接受了记者采访。在谈到日本的访华限制问题时，伊东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的戒严令，与日本和其他国家所想象的戒严令不一样，“从治安等各方面的情况看，我认为日本可以解除赴北京的限制”。关于日中经济合作问题，伊东指出，日中关系与美中、欧中关系不同，“日本应该率先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哪怕提前半步或一步也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次日，伊东便向日本首相和外相汇报了访华情况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几天后，日本政府便宣布全部解除有关日本人访华的限制，中日两国人员往来恢复正常。
11月9日至13日，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为最高顾问、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前，日方在其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表示：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由强有力的纽带连接起来的，不会由于某些原因而被切断。12日，江泽民会见了代表团。在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江泽民强调双方应该遵循“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平等互利、长远考虑”[《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3日。]的原则，他希望日中经济协会能够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13日，邓小平与代表团进行会谈，这是他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之前正式会见的最后一个访华团。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中国10年来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不会变。在谈到中日合作时，邓小平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9页。]。
随后，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12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邀请时任国务委员兼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参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日关系开始逐步改善。到了1990年，中日两国在政治关系、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
进入1991年，日本大藏大臣、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陆续访华，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等也回访了日本。这些外交活动为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打下了基础。海部俊树一向重视发展日中关系，曾多次表明日本要自主地处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张西方国家不应该孤立中国。在访华之前，他曾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表示两国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牢固的、成熟的睦邻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91年8月3日。]。
8月10日至13日，应中方邀请，海部俊树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海部成为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是“我国在外交上实现‘打破制裁’目标的突破”[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江泽民、李鹏在与海部进行会谈时，都对日本政府和海部首相本人为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所作的积极努力给予高度评价。海部俊树也强调了日中加强对话的重要性，认为稳定发展日中关系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日中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人民日报》1991年8月11日。]。他表示要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海部俊树访华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德国《斯图加特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太重要了，人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法国《费加罗报》在评论海部访华时认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努力显然取得了成功”。海部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是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机遇。这年4月，江泽民访问日本，这是他就任总书记后首次访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10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日本天皇。两国关系在恢复正常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政策，在全世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四、抓住重点，同美斡旋
打破制裁的重点是美国。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较好的合作，中国巨大的市场更是美国所需要的，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宣布制裁中国的同时，布什总统也“对制裁的长远后果感到不安”[〔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他多次私下向中方表示：制裁中国是在国会和社会巨大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方理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绕开禁止与中国高层接触的禁令，致信邓小平，请邓小平“理解美国公众的愤怒情绪”，认为“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流露”[《论中国》，第412页。]。信中还建议派特使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2页。]的谈话。
7月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邓小平、李鹏先后与其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严厉地指出：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感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从各个方面将中国逼到了墙角”[《论中国》，第414页。]。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决不含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84页。]“‘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三个“决不”，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同时，邓小平也表达了希望美国采取积极行动的愿望。
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不久，布什致信邓小平，感谢他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并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8月11日，邓小平给布什回信，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针对美国对华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的情况，邓小平表示：“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78页。]
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关键时刻，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0月28日至11月2日以私人身份访华。邓小平、江泽民先后会见了尼克松。在会谈中，尼克松表示了“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日。]的愿望，邓小平回应道，中美两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应该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这是我讲的真话。”在谈到中美发展经贸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市场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在与尼克松会谈时，江泽民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责任不在中国方面。就中国而言，将坚定不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友好关系，特别重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也欢迎所有国家来华投资。”江泽民也强调了中国的市场优势：“中国有一个大市场，可以成为同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条件。”[ 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江泽民表示，我们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决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将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包括落实一些重大项目和完善有关的法规，把改革和开放搞得更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过程中，尼克松多次表示，目前两国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他建议两国的政治家采取措施，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回国后，尼克松向布什总统汇报了中国之行的情况，美国领导人得以准确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正如布什所言，尼克松的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 1989年11月7日，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说，尼克松的“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使之回到正常化轨道。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的。
11月7日至10日，应中方邀请，中美关系的另一位开拓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访华。此前不久，邓小平再一次收到布什总统的来信。布什建议再次派遣特使访华，探讨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因此，在会见基辛格时，邓小平提出了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请其向布什总统转达。这些建议包括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等项内容。会谈中，邓小平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我“希望结束最近发生的事，从而中美关系得以恢复正常”。[《论中国》，第419页。]11月15日，邓小平给布什回信，表示“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9页。]。12月1日，布什总统致信邓小平。来信提出，美方将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来信还对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建议”表示了兴趣。[ 来信请中方对“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说明。1989年12月9日，钱其琛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指出，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5页。]
根据布什总统的提议，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再次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访问。江泽民、邓小平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江泽民强调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点。例如，中美双方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义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我们双方有利，也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利益；中美友好合作，对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也十分重要；中国有十一亿多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方面潜力很大。他建议中美双方“向前看”，积极改善中美关系，前景非常广阔。江泽民表示相信：“只要双方都向前看，真诚地从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85页。]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表达了尽快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在他看来，中美两国虽然有些纠葛，但两国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好起来。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纠葛”的办法，那就是：“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斯考克罗夫特这次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向前看的”，是“为改善中美关系铺平道路”的会谈。[ 斯考克罗夫特结束访华后，又飞抵东京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举行会谈。谈到访华成果，他说了这番话。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2日。]然而，不久发生的东欧剧变，使美国似乎又看到了“以压促变”的“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开始消极起来。直到海湾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才走出僵局。
1990年8月3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对此，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美国则急于通过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为了获得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支持，美国着手改善对华关系。8月31日，邓小平收到布什总统的来信。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美中关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9页。]11月30日至12月1日，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层次官员首次正式访美，具有重要意义。访美期间，钱其琛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双方表示将采取一些措施，加强接触与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时间进入1991年。这一年，中美关系进一步保持了改善的势头，中美之间的重要政治往来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中国有5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应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先后访华，另外还有多个代表团访华。
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11月15日至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华。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江泽民在与贝克会谈时指出：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两个大国的高层领导互不来往，这既不正常，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双方高级领导人应该加强来往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回忆起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说，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使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7日。]贝克表示，布什总统派他来华访问，就是为了解决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逐步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但是两国进行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贝克访华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所说的：“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级接触的禁令。我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的意义。”[《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7日。]这次访华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的谅解和协议。例如，双方就《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交换了意见。中方表示打算在转让时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条件是美方必须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措施[ 这三项制裁措施是：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一些公司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美方表示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根据这一谅解，1992年2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打算取消前述三项制裁措施。至此,美国的对华制裁开始被打破。
一年后，1993年11月，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与美国新任总统克林顿进行会晤。在江泽民看来，“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2日。]。这次会谈，双方都认识到，必须保持高层接触，两国的各个部门之间也要增加往来，以发展在促进经贸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 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政策基本结束，“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美首脑会晤，江泽民作了如此评价。参见《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2日。]。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这次会晤是“４年来中美之间最具有意义的一次接触”[《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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