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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家书》呈现多面的鲁迅

      《鲁迅家书》呈现多面的鲁迅

      致母亲信(1935年12月4日)

      鲁迅是社会的批评者、历史的反思者、新文学的先驱者。他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给人的印象是常现金刚怒目。读者读其文,想其为人,自然会想探究他的家庭生活和文化背景:家庭和社会如何培育出这样一个人?

      家庭对人的品性、修养、价值观乃至政治倾向的形成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学习和研究鲁迅,应该充分了解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他的恋爱婚姻和社会交往。鲁迅回忆说,他少年时代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青年时代“逃异路,走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婚姻是奉母之命——妻子朱安是母亲赠予的“礼物”,对这桩婚事,他表面接受,实则抗拒,因此后来挣脱婚姻枷锁,与许广平另组家庭。因为鲁迅名声大,威望高,对其人生挑毛病找瑕疵的人也就比较多。与他失和的弟弟周作人在他建立新家庭后讽刺他是秋行春令,颠倒时序;鲁迅把自己与许广平的通信编成《两地书》出版,周作人更是气愤,私下里跟朋友说,他的老兄丧失理性而疯狂了。

      鲁迅一生,虽然中年恋爱,老年得子,但终于过上烟火气的家庭生活,总体上说是个“全”人。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向母亲报告儿子的成长情况。这也正是“孝道”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普遍流行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且“隔代亲”也是常见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一年春天,儿子被开水烫伤,鲁迅和许广平十分紧张,采取治疗措施,并探究原因,原来是两个保姆工作交接时出现了疏漏。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叙述前因后果后,感慨道:“这孩子也不受委屈,虽然还没有发明‘屁股温冰法’(上海也无冰可温),但不肯吃饭之类的消极抵抗法,却已经有了的。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鲁迅家书》呈现多面的鲁迅

      鲁迅50岁生辰全家合影(1930年)

      《鲁迅家书》收录鲁迅致母亲鲁瑞信50通,致弟弟周作人信19通,致许广平信78通,致亲戚信3通。

      鲁迅少年时代家境中落,又遭受祖父入狱、父亲早逝的打击,他作为长子与母亲鲁瑞分担家庭的重负,较早养成坚毅的个性和独立担当的精神。青年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5个孩子(一儿一女幼时夭折,留下树人、作人、建人三兄弟),鲁迅充分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力量。鲁迅18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与母亲的通信本应很多,可惜大多散失,现存最早的写于1932年,总数尚不及给许广平的信多。究其原因,除了丢失之外,还有母亲不能书写,难以与儿子文字交流。同样原因,鲁迅无法与朱安互通鱼素。因此,鲁迅早期的家书多写给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充当了他和母亲之间的联络人。但没有人充当他和朱安的联络人。给母亲的信可以由兄弟代达,给妻子的体己话如何转达呢?青年时代的鲁迅与自己人生中的两位重要女性缺少文字交流,这对一个惯于用文字表达情感思绪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

      从相关人的回忆来看,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他一路都在写信报告自己的行程,以免母亲和朱安挂念。为母亲代笔好几年的绍兴同乡许羡苏这样回忆说:“1930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

      鲁迅与两个弟弟的通信留存的也很少。兄弟是鲁迅亲人圈的核心,因为兄弟不但手足情深,还是事业的伙伴。父亲去世后,鲁迅照顾提携两个弟弟,尽心尽力。他从南京、东京寄给家里的信件中,除了家庭事务的安排,更多的应是对两个弟弟的叮咛和期待。因为鲁迅早期的日记不存,我们现在只能从周作人的日记中找到兄弟之间通信的线索,1897年2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祖父,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日记,27日记载收到鲁迅信,报告“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这期间,杭州和绍兴两地间通信很多,可惜均已不存。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日记中常有鲁迅从日本来信的记录,如鲁迅寄来的一张照片背面写下这样的“豪言”:“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周作人将鲁迅的照片装框置于桌上,朝夕相对。严格地说,这则照片的题词也应该作为家书收入本书。

      三兄弟再次团聚,是在鲁迅和周作人都回到绍兴工作后,但时间并不长。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鲁迅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并于5月5日随政府迁往北京,当天重新恢复写日记。鲁迅在北京单身生活了将近5年,直到1917年3月27日周作人从绍兴启程往北京与他会合。这期间除了1913年夏和1916年冬鲁迅两次回绍兴探亲,其余时间都靠书信与母亲和弟弟们联系。从鲁迅日记统计,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共445封(含明信片),收到周作人的来信443封,平均四五天就有一次信札来往。1913年夏鲁迅自绍兴探亲后回北京途中,7月28日“晨抵西兴,作小简令舟人持归与二弟”。这是因为当时周作人的儿子在生病,鲁迅不放心,故没走多远便修书一封交人带回;到了上海,“夜以邮片一寄二弟,告途中景况”;在“塘沽”船上“寄二弟一邮片”;到天津“寓同富栈,寄二弟邮片一枚”;从天津西站坐火车到北京,晚上7点回到北京寓所,收到“二弟三十日所发邮片”,报告孩子已经退热。短短几天的旅途中,竟也有这么多往来信函。

      可惜这些信件大部分遗失了。同样,鲁迅给建人的信件数量也很可观,却竟无一存者。鲁迅给周作人的信件不存,可以理解。失和后,双方可能都销毁了一批兄弟之情的见证物,而建人一直与鲁迅保持亲密关系,按理说应该保存。有人就此事问过建人,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没有说是因为战乱流离、生活无着,而是说他觉得这些信件讲的都是家庭琐事,没有保留价值,就随意处置了。这虽然让崇拜鲁迅的人们失望,但却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当然,周建人的话中还有一层意思,即家庭琐事不免有些隐私,不便与外人道也。

      周建人讲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家信往往不及给朋友的信件多谈思想和论世事,特别是鲁迅给建人的信,不像在给作人的信中那样谈论学术和文艺。不过,其中也一定有珍贵的资料。如鲁迅在日本时期曾多次寄生物学方面的书籍给建人,信中当然会有所建议。所以,这些信件丢失,无论如何让人感到遗憾。

      现存鲁迅给弟弟的信,只有写给二弟周作人的18封,是周作人在日本探亲和在北京西山养病两个时期的,外加鲁迅在北京期间为悼念范爱农诗发表事给周作人的半封(含诗稿)。这组信主要讨论创作、翻译和家庭事务。当时,三兄弟联合翻译外国短篇小说,准备结集出版。几年前我写《八道湾十一号》一书,特辟一章“文学合作社”。有读者调侃说鲁迅是这个合作社的“社长”,选不选社长、排不排座次倒无所谓,但说鲁迅和周作人是合作社的台柱子,合乎事实。从这些信件中,读者可以看到他们商量得多么具体,安排得多么周到,比如斟酌选篇,跟杂志打交道,特别是帮助三弟建人的方式,乃至代笔,可谓煞费苦心。三兄弟这个时期的合作成果是《欧洲现代小说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

      鲁迅在兄弟失和之前,一直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他的原配妻子给他写信,要通过他人来代笔,不难想见,只能谈些日常事务。1914年11月26日,鲁迅收到朱安的来信,具体内容不得而知,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只给了两个字的评语:“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明了鲁迅无法与妻子开展文字交流的境况,就完全可以理解他在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以后,是如何渴望伙伴和知音了。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广平以通信的方式开始向鲁迅射出丘比特之箭。他们恋爱后,以书信为媒介,从同城到异地,由师生到恋人到伴侣,相处了10年多,如鲁迅所说“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一个是性格果敢的青年人,一个是有妻室的沉稳的中年人,而且是政府官员、文坛名家,双方又是师生关系,且年龄差距又将近20岁,流言自然难免,内外压力不小,理智与情感,道德与自由,矛盾纠缠,取舍为难,两人相爱相知相守的道路并不平坦。

      情人分居两地,那个时代,只有靠书信传递消息,披露情愫。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记录了两人在恋情中的迟疑和抉择,兼以谈论世事人情。同居后,他们将这些信件按照年月顺序,编成《两地书》,分为三集:北京—北京,厦门—广州,北京—上海。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他也发了一通感慨:“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他特别强调这本书“并无革命气息”,透露出对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想的不满。按他的说法,革命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活的,他讨厌有些所谓“革命家”或“革命文学家”整日把“革命”挂在嘴边,“义正辞严”地把革命说得十分可怕,似乎革命一到,很多人都要遭殃。在他的眼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战士要战斗,但也要吃饭和恋爱。他并不标榜自己的书信——哪怕是家书和情书——有多么真率:“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

      复杂的时代背景因素,再加上年龄和家庭等因素,决定了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不那么热烈,就现存的书信看来的确如此,内容大多关乎学校风潮、日常起居、饮食交通乃至天气阴晴等。尽管如此,他们在谈论时事、品评人物时,有褒贬,有愤怒,也有幽默玩笑,自然,也不乏情意绵绵的词句。《两地书》出版时,为了避免社会上的一些闲者和“不闲者”的非议和攻击,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对原信做了增删和修改,如鲁迅在序言中说:“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看来,他们出版这本书是经过一番踌躇的。毕竟,把情侣之间的通信公之于众,需要勇气。

      《鲁迅家书》收录鲁迅给许广平的通信78封,全部原信收入,读者可以与《两地书》对照阅读。

      此外还收录鲁迅给周心梅、郦荔丞和阮善先三位亲戚的信各一封。鲁迅跟亲戚们说不上亲密,因为亲戚中少有与他志趣相投者,通信多为办理日常事务。鲁迅的舅表、姨表和姑表很多,加上原配妻子的亲戚,本来通信不算少,但留下来的却只有给姑表、姨表各一封及给本家的一封。

      《鲁迅家书》呈现多面的鲁迅

      《鲁迅家书》书封及内页

      鲁迅家书按照收信人分类,是四个部分:母亲、弟弟、妻子和亲戚。书中的排列顺序呈现出一条情感线索,读者从中可以看出爱情和婚姻对鲁迅的重要性。总体上说,给母亲的信,尊敬、沉稳、克制;给兄弟的信,显示中年时期与兄弟亲密合作的情义;对爱人则是绵密而又热情的倾诉。这条情感线与鲁迅的人生经历交织并行,其中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的重大节点,就是1925年开始的与许广平的通信。

      跟亲人通信,一般不大会涉及政治。鲁迅给母亲的信就很少讲政治,因为母亲不大关心,虽然母亲也看报纸,有时也发发牢骚。鲁迅与母亲交流的大多是家庭琐事,如天气和物价、孩子的培养、身体状况等;跟弟弟周作人的信多在文学层面,有一些社会批评,但表明政治态度的言辞也不多;跟许广平的通信,在关系没有确定之前泛泛而谈人生观、社会观,在确定关系之后就有了政治态度的表现,如在厦门时期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关注,还有对许广平参加国民党进行党务活动的意见等。

      每个人都有隐私。日记和有些书信都是私人文字——日记体和书信体的作品除外——所以发表出来就有隐私问题。但文人以写作为职业,他们的包括日记和书信在内的文字,也会被读者关注。现在偶尔发现的某位名作家的日记或者信札,引动学者研究的兴趣或公众的好奇心,有时因为关涉隐私,竟至闹出官司。而名人日记被后人删改也是屡见的现象,很多信件之所以丢失,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其中牵涉到写信人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隐私。《两地书》不是鲁迅和许广平通信的原件,而是两人修改过的文本,删去了他们自觉不妥或者有可能侵犯他人隐私的段落字句。

      不过,也需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即正式出版日记和书信中的掩饰和假造。有人少年时候写的日记,日后或者自己不愿留存而销毁,或者被亲人销毁,那是因为记录得太真实,牵涉隐私。鲁迅就亲手烧毁了祖父的日记,尽管人们对这珍贵资料的丧失感到惋惜,但也能理解他为祖上忌讳的苦心。鲁迅从中也吸取了教训,他到北京中央政府工作,开始人生新阶段,重新记日记,就差不多记成流水账:某月某日得某某信,得某某赠书,买碑帖若干枚,等等。日记没有预想读者,如果保管得不好而丢失,被别人看见,相当于隐私暴露。鲁迅离开北京,把一部分日记本留在北京寓所,三年后回来发现书房被借住的亲戚乱翻,日记本好像也被看过了,十分不满,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商量办法,最后宁可在附近租房供亲友居住,也不愿让他们扰乱自己的书房。

      但保护隐私在中国却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因此,鲁迅写信也就很小心谨慎。给朋友们的信,写出去被别人保存,就很不保险,万一朋友遭到审查或背叛,书信中的话可能成为罪证。有的朋友率直,有的朋友气盛,议论时政,品评人物,难免牢骚愤怒之言。所以,鲁迅一旦觉得处于危险之中,就销毁朋友们的信件。例如北京几位未名社同人给他的信,应该很不少,但现在所存却不多,因为当时南北两地局势不稳,党派斗争也十分残酷。所以当未名社同人韦素园去世,朋友们想搜集他的文稿书信做个纪念,写信给鲁迅寻求时,鲁迅很抱憾地回信说,一封也没有,都被他亲手销毁了。

      鲁迅给朋友们写信如此小心,即便写给许广平也是如此。但在给许广平的家书中还是流露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说是相当于住宅的内室、厨房乃至卫生间,虽然也会有遮掩,有回避,有隐藏,有暗号,有装饰,但究竟更近于真实。

      阅读鲁迅的这些家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形象,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在已经认识到的鲁迅的战士和文人形象之间寻找平衡。

      鲁迅诗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上句讲社会斗争,下句虽然也有人将其引申为“服务人民大众”,但鲁迅的原意是讲家庭生活。典出《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庶子荼,很得景公疼爱。有一次父子嬉戏,景公一时兴起,竟扮作牛,口衔绳子,让荼牵着走。荼不小心,跌倒在地,将景公牙齿拉折。齐景公去世,遗嘱立荼为国君。但陈僖子却要立公子阳生。大臣鲍牧就对陈僖子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鲁迅晚年得子,十分宠爱。有人讥讽他溺爱孩子,他就想起这个典故,用“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解嘲。他还有一首诗《答客诮》,也是回应人们对他溺爱孩子的议论,却改用猛兽做比喻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首时看小於菟。”鲁迅铁骨和柔肠兼具,爱憎分明。他抨击社会,反抗黑暗,但仍心怀希望,心存温情;当他愤恨“城头变幻大王旗”时,也还“梦里依稀慈母泪”,心中充满人间情怀。

      有一个时期,人们为了塑造鲁迅的刚劲风范、斗士形象,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温情的一面。了解鲁迅的家事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鲁迅,家书凝聚了鲁迅丰富的情感和刚健的精神。人们心目中的战士,总是废寝忘食,奋不顾身,鲁迅确实也有这样的品格。但一个人不能总处在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损害身体,实际上也真的损害了他的身体。所以,鲁迅晚年反思自己一直在工作,较少顾及家庭,特别是不大注意休养身体。他写了《“这也是生活”……》,希望读者建立健康的“英雄观”,爱护“真正的战士”。他觉得战士的生活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战士也要有休息的时候。可惜,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获得这样的休息机会。他逝世前不久还在作文,复信,论辩。

      从鲁迅家书中,可以看到鲁迅的强烈责任感和生活情趣。鲁迅有家庭责任感,有热情,也有慈爱。读者都熟悉他的一些名篇中的他自己和亲人的影子,小说如《故乡》《社戏》《弟兄》《伤逝》,散文如《父亲的病》《阿长与山海经》,散文诗如《风筝》《颓败线的颤动》等。他的杂文中也常常提到家庭、儿童教育的话题。他的人生因为家庭、亲人而改变,如因为家道中落而就读新式学堂,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中断留学回国工作,因为要照顾母亲和弟弟的生活而下决心实现大家庭团聚,因为兄弟失和改变了生活状态,因为恋爱而离开自己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为家庭生计而确定了晚年的写作内容和方式。最重要的是改变家庭形态,走进全新生活,实现人生一大转折,其影响不亚于所谓的“思想转变”。

      爱情和家庭生活改变了鲁迅,也成全了他的战士形象,使“这样的战士”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更亲切。如果没有亲人、妻子的陪伴、劝说、鼓舞乃至“干扰”,他固然能继续做轰轰烈烈的战士,但恐难长久,可能会过早折损,停止前进的脚步。本书中1925年前后的书信,就记录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危险时期的情况,如果不是亲情和爱情的滋养,他很可能就在那时消亡。正如他那篇散文诗《死火》中所写:“我将烧完”。虽然他那永不止息、绝不宽恕的孤绝性情仍将他烧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延长了10年寿命,创作了更多好作品。

      家书组成一部长篇叙事,描述的重点是鲁迅生命中几个重要人物:母亲、弟弟和爱人。这些信件保存下来很不容易。鲁迅前期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生活),后10年是小家庭生活。我写《八道湾十一号》,主要讲鲁迅和两个弟弟的中年时期,聚焦周家宅院,虽然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视角,但也留下一些遗憾。八道湾十一号是周氏宅院,理应多介绍日常家庭生活。但全书虽然对此有所涉及,如详细地介绍兄弟失和的缘由、过程和影响,还列有专章“全家福”介绍在宅院内生活的家庭成员,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述说得不够详细,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取“嘉孺子而哀妇人”之意专列一章“妇孺”,介绍家庭中的妇女儿童,这正是鲁迅在家庭生活中重点关注的对象:母亲、妻子、爱人等。

      古人所说“家书抵万金”的时代语境,是音讯难通的战乱年代。鲁迅所处的时代并不平静,他的家书中也有躲避炮火、外出避难、向母亲和兄弟问询或报告平安的内容。因为鲁迅的经历和所处时代的特点,家书内容牵涉面广,内容丰富,人事丛杂,而鲁迅又是文字高手,家书中表现出来的浓淡轻重、委婉曲折,对研究鲁迅的生平及其时代环境,很有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鲁迅家书》已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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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R.l的独角戏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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