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收到了老友转来的一篇网文，标题是“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下称倡议）。读罢此文，我们的一反应便是建议此书呈总理。因为，该倡议关注的是国本之首的我国农业发展模式，且不乏真知灼见，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情，无论是从能及层面、还是从决策层面来看，都需要到国家总理这级，才有能力面对。

农业是国家的第一产业，饭碗能不能稳稳地端在自己手里，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持续稳定地发展，都要农业来支撑。农业，具有基础性地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说倡议具有固本强基的意义，一点也不为过。

除此之外，倡议还赋予了我们直面问题，实事求是，敢破敢立，转变农业发展模式，确保农业健康发展的政治勇气。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所有制形式开始的。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就之下，农村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便成了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尽管农村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讳莫如深，怕影响改革开放。

再者，农村所有制形式改革，由集体协作改为包产到户，还是来自农村一线的、农民的诉求。这就是三十多年前，安徽省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要求包产到户，其状还被舆论说成了舍命一搏般地“悲壮”。

也是18个“悲状”的手印，拉开了农村所有制改革的序幕。在它的催化下，1983年1月，中央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

值得指出的是，该通知考虑到了农民群众25年的时间里，与人民公社结下的深厚感情，保留了农民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政治背景下，“通知”在实施中，地方党委政府全部一刀切地“社改乡”了，且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便在全国基本完成。

农村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又有改革开放的探路先锋光环，又有18个血色手印这样的背景，于是，谁都不敢对它说三道四了。

然而，随着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的撤销，“三农”问题却是随之而来，且成为至今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包产到户2年后，即1985年，我国粮食产量也开始下降，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从人民公社1984年完成撤销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也放缓(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真的没有。

而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顶着不办，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且共同富裕。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最发达、和谐的社区。

时间不断证实，农业的发展，粮食的安全，国家的稳定，包产到户不是良方。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不断要求对原先的农村所有制形式的改革，来一次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集体所有制轨道上来。

浙江省18位农村干部联名发出的倡议，率先发出了当下农村一线的诉求。更是让全社会真切了解到了“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他们在倡议中说：“当前我国农业越来越弱势、农村越来越衰败的现实，既不是土地分包到户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也不是土地流转不畅造成的，更不是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到户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全国各地‘一刀切’分包到户与全国统一承包期的土地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的实际，而且违背各地农村按多数群众意愿，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从实行土地分包到户政策开始，就存在土地流转，不存在土地流转不畅对‘三农’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

他们进一步指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在1984年土地分包到户和2008年延长土地承包期过程中，己经按当时人口得以确认，根本沒有再次加以确认之必要。令人担忧的是，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是在要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化、促进资本下乡的争论中提出来的。我们认为，作为要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场争论的折中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必将固化与激化土地分包到户后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必将为资本或明或暗或早或迟下乡和巧取豪夺国家支农资金洞开方便之门，必将使土地流转成为农民一旦离开就回不了家务农的新‘圈地运动’”。这种真知灼见，如同2024年的第一声春雷，震聋发聩，在神州大地上回响。

面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有关部门的药方却是给农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还反复强调土地使用权证是“确实权，颁铁证”，是给农民吃永远不变的“定心丸”。这样的药方，确实不敢恭维。

对此，浙江省这18位乡村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来，土地集体所有权就成了‘虚权’，集体所持的土地所有权证就成了‘泥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提高农户事实上卖地的“财产性收入。”

这18位乡村干部，敢于直言，勇气可嘉。当下中国，需要这样的声音，有了这种声音，农村所有制改革产生和积累的问题，才能在破与立中，得到解决。

对此，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在我们看来，问题就出在决策层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土地私有化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当初决策包产到户的人，是知道农业的重要的，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由于认识的原因，他们只看到了农村“大锅饭养懒汉”，认为单干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他们决策包产到户的全部理由。他们却没有看到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事实上，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也只是个别现象。相比于单干后农民没有组织管理和组织带领，天天搓麻将，田地撂荒的现实情况，“大锅饭养懒汉”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另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生产中，相比水利灌溉、农田管理，生产协作等需要集体支持的要素，地位要小得多。无庸讳言，包产到户一开始就有隐患，时间一到，就会发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土地私有化还会把中国社会重新拉到封建等级社会中去，国家一盘散沙，绝大多数国人智力和体力萎靡，无法与世界列强抗争。殷鉴不远，鸦片战争就是这么失败的。

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单干的农民无法抵御未知的风险。一旦风险降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地，新一轮的土地兼并便不可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会成为资本的工具。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国家就不稳定了。纵是风调雨顺，单干的农民也会淡化公共意识，国家意识。这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换来的历史教训。

对此，毛主席、共产党早就看得清清楚楚。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从国家制度的历史文化上讲，就是推翻了等级社会，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核心意义和长远意义，这一伟大意义，也让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值。

回首过往，为什么遵义会议之后，革命形势立即好转？为什么老蒋的800万军队会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新中国短短30年，便由“东亚病夫”摇身一变，成了东方巨龙？等等等等，根本的原因，也都是因为让国民做了国家的主人，提升国民的组织能力。

而一旦回封建等级社会，不但会造成庞大的贫困底层群体，国家会变成一盘散沙，而且，上流社会也会出大问题。法治对于上流社会，就会失去作用，社会就会丧失公平正义，多数人朝不保夕，少数人醉生梦死于“萝莉岛”，国家不自乱，也会被人灭。

对此，18位乡村干部的倡议书中也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他们说：“我们担心，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必将把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引向邪路，削弱和淡化己经很脆弱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必将失去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弱化、甚至瓦解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必将为适应农业生产客观要求、农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制造新的障碍；必将诱发农村社会新的族群矛盾，重返一般散沙的格局。总之，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到户，最终必将彻底搞垮土地集体所有制。”从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来看，这18位乡村干部的担心，道理是相当充分的。

综上所述，18位乡村干部的联名倡议，堪称黄钟大吕，暮鼓晨钟。但他们的倡议，仅面对全国农村干部群众是不够的。就全国的农村干部群众来看，他们对倡议中提到的所有事情，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呢？

可是，有关部门，有些人，依然在推进农村私有化改革。而且，他们还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明确“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变，农民利益不受损”、“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等三令五申强大的政治背景下，干推进农村私有化改革勾当的。可见，没有足量的能级，是阻止不了这些人的决心的，只有国家力量，才能促使这些人改弦易辙。所以我们建议，这18位乡村干部的联名倡议，向总理上书。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附《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一文阅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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