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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外交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1978年8月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1978年12月同美国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行两个重大转变。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第一个转变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一条线”战略。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中美两国虽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苏联多次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在此背景下,中国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1986年4月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其中提到: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

      随着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

      这一时期,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关系虽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仍保持稳定发展。中苏关系方面,两国从1982年起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影响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基本解决后,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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