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痛苦催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其实，痛苦催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不是西方文学史独有的观念，中国文学史向来也秉持这一观念。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讲：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看看，太史公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基本上还处于发轫期，太史公就已经总结出痛苦催生伟大文学作品的理论了，这肯定跟太史公自身的遭遇有关。倘若太史公自身没有切肤之痛，恐怕也总结不出这么深刻的理论。

太史公个人的遭遇是太史公个人之不幸，恰恰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倘若太史公未遇李陵之祸，估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朝廷当个国家干部，吃皇粮，拿官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汉武帝手下多了一名听话的庸臣，中华民族少了一位伟大的史官。

如此一来，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恐怕至少有一半都是一笔糊涂账，害得今天的考古学家们要到处刨土挖墓去考证，还不一定考证得清楚。好在太史公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配置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GPS定位系统，所以，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不过是按照太史公的GPS定位系统在为太史公做一下拾漏补缺的工作而已。

如果太史公没遭遇宫刑，那他是否有闲心为2000多年以后新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配置这个GPS定位系统就很难说了哦？

你想啊，太史公吃的是皇粮，拿的是官饷，饱暖无所事事，没遭遇宫刑之前，太史公“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基本上就过着一种游山玩水到处游历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一路上都有人买单，比今天的背包客爽多了。倘若不是李陵之祸导致太史公失掉了行走能力，那说不定太史公哪天游性一发，又会到大江南北到处游玩去也。恰恰是李陵之祸，导致太史公出不了门，也羞于出门，于是，才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诉诸笔端，凝于纸上，所谓“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看到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史记》。

自太史公以降，秉持痛苦催生出伟大文学作品的文学家基本上占多数，秉持快活催生出伟大文学作品的文学家好像找不出几例。

据说六朝宫廷艳诗以及偏安一隅的后蜀朝廷弄出来的《花间集》算得上是因快活而催生的文学作品，内容无非是妹妹的肉肉好酥哦，想死人家哥哥了哦，跟今天年轻人的约炮信息差不多，但这类因快活而催生的文学作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

相反，那些因为痛苦而催生的文学作品倒是被人们一再捧读，历久不衰。《红楼梦》如此，《聊斋志异》如此，甚至《水浒传》也是如此。

据说施耐庵被官府押解去京城杀头，估计官船走的是大运河，在赴京城的官船上，施耐庵为了保命，争分夺秒写成了《水浒传》。那时候的官船走得慢，不比今天的快艇，要不然施耐庵文思再快，也写不出厚厚一大本长篇小说。

结果，到了京城，皇帝老儿一看施耐庵献上来的文稿，呃？这老东西写的好行啊，特别是故事结局，一帮江湖混蛋都被咱朝廷和谐了哦。皇帝老儿一高兴，就赦免了施耐庵的死罪。

你看看，《水浒传》是不是因痛苦而催生出来的文学作品？杀头，那可是比痛苦还要痛苦的痛苦。

今天中国的国歌，那就更是因痛苦而催生出来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了，那是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痛苦时刻所催生出来的文学作品。

痛苦，非我所愿，但当痛苦真的来临我们逃无可逃时，那我们就只好迎击它，甚至享受它，好比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人生也免不了有酸甜苦辣百味。

特别是对于一个作家诗人说来，痛苦说不定正是缪斯女神对你的特别奖励呢，别的作家诗人打着灯笼火把到处去探听窥视别人的痛苦好据此胡编乱造写点啥东西出来都找不到，而你呢？这类痛苦的素材恰好就落在了你的身上，别人想偷走都没法偷走，想抢走也没法抢走，这可是你的独家专利啊。你把自己的这份独家专利稍加整理，编印成册，说不定就能卖个好价钱，金票大大的，花姑娘大大的，至于名气那不过是附带而来的边际效益而已。

爱卿不就是例证吗？骗子催生出诗人，狗屎孕育出奇葩。

要而言之，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被痛苦击垮，像海子似的痛苦来临就跑去卧轨自杀，万万不可取，还害得人家火车司机自责得晚晚失眠做噩梦，这不是害人吗？无非就是失恋嘛，你也写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不就啥痛苦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