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起诉之前我到省城合肥找到合肥晚报和安徽电视台记者。安徽电视台来了两个记者一个司机，后来决定去冒名顶替人许庆峰家去采访，许的父亲因为也是个农民出身，一开始还以为采访是好事，就实话实说，怎么找的我伯父（学校负责人）买的通知书，还说小孩没考好在家闹，就决定花钱托关系给买个通知书。正采访的时候，突然许父亲接到儿子打的电话，态度立马变了，他从屋后拿把锄头要砸记者摄像机，记者见情况不对早有防范，拔腿就跑，由于经常遇到此类情况，驾轻就熟，许父亲又立马放出大黄狗，大黄狗一头就蹿上来，记者关车门迟一步，把大黄狗头死死夹住，大黄狗疼的嗷嗷叫，把头缩回去。
驾驶员车子本来就没熄火，加速把车开上大路，飞驰而去。
车子到通往合肥的一个必经岔路口时前方早有公安局派人在堵截。
记者只有往省里打电话求助，过了一会对方让开路放行。
我们只能起诉到县法院了，当时我想法院胆子再大也不敢不恢复我户籍、身份证，巧合的是我请的律师与审判长是叔侄关系，律师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开庭就电话不断，开庭中途还换了个法庭。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不成才起诉的，我相信法律。后来一审没能恢复我户籍身份证，这对我们来说出乎意料之外。判决书基本承认冒名顶替事实，关键说公安局系工作疏忽大意所致，不属于犯罪，要求我重新选择身份证号码办理，没有停止侵权犯罪行为。
我肯定是不服，这个判决不是公开让我把身份证、户籍让给别人吗？
我就上诉到合肥中级人民法院……
为了一审诉讼我们花了不少钱。律师费、诉讼费、车费等等花了7000多块钱，18年前这些钱也是不小的费用，何况当时我们吃饭都成问题，大部分都是借的。
判决书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安徽电视台《案件调查》栏目在省电视台播出，后来在全国各大电视台转播。当然影响很大，那天早晨我用拖拉机拉一车自己种植的食用菌去集市销售。突然集市上一个老者拦在我车前，我一个急刹车，吓的冒出冷汗，因为赶早市，天还没大亮。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伯父（前面说过他是我们学校领导，已经退休），他说:“我都等你好长时间了，你怎么在电视上说是我把你录取通知书卖给许庆峰了，你有什么凭据，你这样败坏我的名声我不能饶你……”。我解释说:“许父亲说是你干的，我们又没说，他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也没有办法……”。后来家族中也有各种议论，很多人认为我不应该告，搞不赢还得罪人，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想这个官司不打到底还真不行，我想放过别人，别人不领情，还觉得我好欺负。一时间谣言四起，仿佛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我决定上诉到合肥市中院，上诉月余，突然有一天县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许局长要亲自来给解决问题。记得那一天刚刚下过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我们坐车到镇派出所，等很久许大领导带着队伍来了，那个阵势说实话对我们这些穷乡僻壤之地的草民很有震慑力，镇派出所的民警们站的笔直，大气都不敢喘。几句客套话说毕，话锋一转说:“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你看要多少钱合适？，身份证你再选一个号码办一个，非要把别人搞下来，你又不能当警察……”
我们说钱是小事，关键我不能让他冒名顶替一辈子，另外他们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说我想敲诈，我要拿了钱还真说不清道不明。
许领导显然十分不悦，你要继续告那就告吧？说完话后就走了。
终于到了合肥中级法院开庭的日子了，期间发生过很多小插曲不必细说。
开庭选在一个最隐蔽的法庭，找了很长时间。对方还是那几个老熟人。法庭上审判长不允许我发言，说无关紧要的话不要说，开庭一半审判长突然捂住肚子说:“肚子疼，我要去厕所，你们继续开庭。”
张审判员继续，这个审判长进了厕所就没有出来了。
开庭结束，我去送代理词，因为在法庭上他们不要。到他们办公室，看门的说:“早就去大酒店吃饭去了，你给我，我帮你交”。
去领二审判决书的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一进办公室许庆峰刚好出去，差点撞上。许庆峰望我一眼，嘴角带着很难发现的微笑。
我心里一震，虽然早就知道结果，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只看了判决书最后一行就知道不好。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他们让我签字，我毫不犹豫地写了这句话:“此判决事实不清，未能恢复我户籍身份证，我不服，系糊涂判决……”他们说如果不服你可以向省高级法院提请申诉……
我父亲经常告诉我:前方的路坎坷不平，不要怕崴脚，摔的跟头多了以后走路会更稳……
万里长征刚起步，步步惊心陷深渊……
请登录之后再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