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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达铺那张报纸是谁最早发现的?

      1935年9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此时改编为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后,长征的落脚点落在哪里?此时心中还没有谱儿。是哈达铺镇的一张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陕北红军发展壮大的消息,才使长征的落脚点最后确定下来。那么,这张报纸是谁最先发现的?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毛泽东说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周恩来和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一座清雅的寺庙里,毛泽东则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义和昌药铺)。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在1976年重访哈达铺时说:主席一进哈达铺,没有直接进他的住所,而是到这里(指邮政代办所,距毛泽东的住处不到200米)来翻阅国民党的报纸,他记得这些报纸是《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西安报》。主席把有用的报纸拿到住所后,几个中央首长也来了,大家一起轮流翻阅报纸,把有用的消息用红蓝铅笔勾了起来。

      第二种说法:耿飚说

      200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张万年、迟浩田文章《耿耿丹心 英名永存——深切怀念耿飙同志》“耿飚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摸索作战指挥规律。他十分注意收集各种战时报纸,从中分析敌情。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他在民房的墙上发现登有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报纸,立即买了下来,呈报中央。”

      第三种说法:梁兴初说

      据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他们得知: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率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

      这种说法语焉不详,只是笼统地指出了是“红军先头部队”,这个“红军先头部队”由谁率领?

      学者钟一认为,这个“红军先头部队”是“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是“梁兴初乔装中校,从哈达铺找来报纸,帮助红军找到落脚点 ”。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支持了这一种说法,“9 月18 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鉴于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比较丰富,中共中央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休整期间却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 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做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9月27 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第四种说法:陈诗林说

      据作者云立新登载于1996年第12期《新闻爱好者》:陈诗林说: “ 19 3 5 年 9月下旬的一天 , 周副主席 (周恩来)(疑缺“对”,原文如此)我说:“陈诗林小老表 , 现在你没啥事, 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了立即走出四合院 , 一上街就碰见到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鳃、陈志芳、谢登鸿。

      “ 我们四人吃完饭 , 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 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 报纸上的有关内容大致是: ` 共军从商城到麻城 , 翻越夭谷山进人陕西的柴家关、 陕南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 向北逃窜, 近人(疑为入,原文如此)陕北匪区。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了周副主席. 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 周副主席到了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 ”

      陈诗林是江西宁都人, 193年至1935年,他作为周恩来同志的随行卫生员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一步不 落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笔者认为,党史研究中哈达铺报纸由谁最早发现问题上出现若干不同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一是战争年代环境比较艰苦,文件及档案保管条件也比较简陋、落后,文字材料匮乏;二是年代较远,当事者出现记忆模糊乃至错讹现象;三是很多研究者的研究素材都是根据回顾、记忆形成的文字材料,甚至是对文字材料的转述、加工,很难接触第一手材料。就一般学习或研究者来说,知道哈达铺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首要的,至于谁最先发现?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权做存疑处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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